上周，新一轮药品降价在天津市全面启动，此次共涉及药品139种，其中不少是市民耳熟能详的常用药，如头孢克洛、清咽滴丸、藿香正气滴丸、牛黄解毒片等。医疗部门应加强监管，如果药品的销售与医院和医生都无关联，那么合理用药便有望全面实施起来。

  人民网·天津视窗3月20日电：上周，新一轮药品降价在天津市全面启动，此次共涉及药品139种，其中不少是市民耳熟能详的常用药，如头孢克洛、清咽滴丸、藿香正气滴丸、牛黄解毒片等。不过，随着药品降价令频发，一些市民反映，过去廉价的常用药也慢慢变得难买到了。在今年的天津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出这些年每次药品降价后，总会有一批药品退出市场，尤其是常用、有效的廉价药品。据业内人士粗略推算，天津市已消失的5元以下廉价药，占300多种常用药的近三成。记者多方走访，对市场现在的状况进行了调查。

  常言道“小药治大病”，2.3元的胃舒平可以抚平胃痛，0.1元的眼药水可以为眼部消炎，廉价药因其便宜好用而深受市民喜爱，可是如今这样的药品在市面几乎难得一见。昨天，记者走访了天津市多家药店看到，常用药品的价格多“徘徊”在10-30元之间。如清肺抑火片17.1元、治咳川贝枇杷滴丸17.4元，清热解毒口服液18.9元，缓解疲劳的眼药水通常都在10元以上，消炎药多为20多元。

  当然也有一些药店专门打出廉价药的招牌揽客，在老百姓大药房廉价药专柜前，记者看到开塞露0.5元，维C银翘片0.6元，速效伤风胶囊0.8元，红霉素软膏0.8元，去痛片1.3元，谷维素片1.5元等。不过，廉价药品种类依旧较为有限。

  一位从事跨省市药品经营的资深人士和记者说，随着物价上涨，一些药厂使用更换药品名称和包装等方式来抬升药品价格。例如每瓶2.3元的胃舒平，更换名称、加上锡纸包装后买到每瓶16元。而药店在选择进货药品时，也自然偏爱中间利差大的药品，药品价格随之提升。

  昨天（19日），记者来到下瓦房街卫生服务中心，随机采访了近20位来这里取药的市民，其中八成市民感觉药品价格相对较高，一位经济条件较为困难的市民认为现在的价格已经有点吃不消，其余市民则感觉药价还可以接受。

  记者也询问了这些市民，他们心目中“便宜药”究竟应该卖多少钱。一些人表示“越便宜越好”，而大多数人都表示，价格在10元左右的，就能算得上是便宜药了。今年60多岁的宋先生说：“现在买药，一盒总要花费二三十元，价格真是不便宜。感冒之类的小病，花费百元治好算是便宜的了。”

  今年67岁的张奶奶患有胃食管反流病已经三年了，每次吃过饭后，强烈的反胃感让她很是难受，只能用药品缓解，老人曾经两次试图减少药量，但坚持了不到一周，反胃感却来势更加凶猛，药费已成了老人生活中的一项必要的花销。“我主要吃两种药，一种是价格30多元的铝碳酸镁片，这个每天都要吃，每个月需要5盒，总价是170多元，另一个种是20多元的雷贝拉唑钠肠溶片，这个药在吃铝碳酸镁片不管用的时候嚼上一片，两种药品每个月的总费用需要200多元。”张奶奶说，“我每月的退休金是2000多元，虽然负担得起200多元的药费，但还是感觉价格稍微贵了些。比如铝碳酸镁片每盒才七片，合一片药5块多钱，要是每片2块钱，就不觉得贵了。”

  廉价常用药品的消失，究竟会给患者带来哪一些问题？刘吉祥主任介绍，这会从四方面影响到整体的医疗环境。

  首先加重了患者的负担。由于绝大多数患者就诊时都会要求医生开药，但常用药廉价药短缺，医生不得不开一些替代药贵重药，这样无形中加大了患者就医成本。

  其次，影响了医疗质量。一些常用药虽然价格实惠公道，但疗效非常好，临床必不可少，至今很多药仍无替代品。这些常用廉价药的短缺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医疗质量，在某些专科用药、外用药方面尤为突出。以耳鼻咽喉科专业为例，以前最常用的外用滴耳药有十几种，每支只有几元钱，但现在绝大多数三级医院只有一种“氧氟沙星滴耳液”，且没有儿童剂型，一种药治百病显然是不可能的。薄荷油滴鼻液是治疗干燥性鼻炎和非活动性鼻出血的唯一药，由于每支价格为2.8元而成了稀缺药，影响了治疗效果。

  再次，常用药廉价药的短缺增加了医保负担。目前常用药、廉价药的替代品的价格普遍较高，价格一般要高出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由于这些药被列入医保支付目录，医保支出也大幅度的增加。如1%-2%地卡因是效果最好的耳鼻咽喉科局麻手术必备麻药，因价格低而不生产，导致大部分局麻手术改全麻手术，且必须住院治疗，大幅度的增加了患者和医保支出。据统计，现耳鼻咽喉科专业全麻手术率由过去的不足50%上升到95%以上。

  最后，这将不利于医药企业未来的发展。同类药品中，生产、销售利润高的并不一定是疗效最好的。医院按国家规定对药品加价15%，廉价药差价绝对值小，医院不爱用，医生不愿开。由于处方量不大，药企生产量小成本上升，最终出现停产现象。

  常用药是指各类医疗机构广泛使用的用于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性药物。如抗过敏药物苯海拉明、治疗偏头痛药物麦角胺、治疗癫痫病的不可替代药物等。据了解，目前常用药、廉价药品短缺不仅仅表现在药店，医院中更明显，对于部分疾病甚至会出现了只能选择合资药、进口药的现象。

  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委员会常委刘吉祥对百姓难买到廉价常用药的问题十分关注，作为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的他和记者说，按药理分类统计，目前天津市部分医院短缺药品数量最多的依次为：中枢神经系统药物、抗微生物药物、循环系统药物、外用药物和专科药。

  据估计，医院临床使用的常用药大约有300-400种，数量虽不多，却能解决80%患者的用药。但目前，这些药中不少已多年不见。据了解，这些药品中在30元以下的约有211种，其中有130种药品的价格在10元以下，占211种药品的61.6%。如果对单位常规包装价格在10元以下的短缺药品进一步细分可发现，5元以下的占69%。由此推算可知，已消失的5元以下廉价药，占到了300多种常用药的近三成。

  对于造成廉价常用药品消失的原因，刘吉祥主任分析道，一是药品定价招标机制尚未建立。近年来，为解决“看病贵”问题，国家药品价格管理部门进行了二十多次药品降价，共调整了约2400种药品的价格，占所有药品的20%左右。然而群众普遍反映没有感受到降价的实惠，看病贵的呼声依然很高。因为短缺药品大多是“老药”和低价药品，产品利润一般较低，政府每次调价后，企业对这些药品往往采取减产、停产或转产的应对方法。目前没有建立起药品的市场供应量和价格相联系的定价招标机制，往往造成“有价无市”、“中标无货”。

  二是药品目录管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目前药品目录对常用药、廉价药的供给未能起到管理作用，对基本用药的强制性供给监督管理不严。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是为保障参保人员的基本用药而对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提出的要求，但医疗机构的备药率普遍达不到100%。而对常用药备药率不达标的机构，缺乏监督和惩罚措施。

  最后以药养医的体制加剧了廉价药品的短缺。据统计，我国80%的药品是通过医生处方卖给患者的，医院处于药品零售的垄断地位，药费收入比例约占总收入的50%左右。药品的消费直接与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利益挂钩，越贵的药品给医院带来的加成收入越多，廉价药品在终端消费环节受到抑制。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加上现有制度的不健全，廉价常用药的生产和使用似乎进入一个“中标无货”、“有价无市”的尴尬局面，药厂、药店、医院，甚至是降价政策多方利益博弈后却又一齐压缩了其生存的空间。未来，如何让市民用上廉价常用药，新报记者正常采访了两位业内专家，他们建议采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遏制医院不合理的趋利行为、建立药品短缺登记系统等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稿件统筹邓晶龙周白石

  廉价常用药怎么样才可以走出“中标无货”、“有价无市”的尴尬局面？市政协委员、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刘吉祥建议，天津市可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建立开放的短缺药品登记系统，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医院、个人等都可以申报、登记，并建立公司基本药物停产的报告制度。分析药品短缺的原因，进行预测和预警，提出解决的对策。

  同时，建立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医疗机构和药品监管等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若发生药品短缺情况，可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药品供应，保障百姓的基本用药。

  天津市社会办医协会会长黄金虎认为，首先应加快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以药养医”的问题，遏制医院不合理的趋利行为。近几年，天津市基层医疗机构实行药品零差率，政府加强了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这对遏制医院不合理趋利行为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以前，基层医疗机构70%-80%的收入来自于药品，哪种药品价格高就卖哪种，这直接引发了输液患者的增多。同样，开处方的医生如果和药品利益相联系，廉价常用药必然没有市场。因此政策上，须彻底打破以药养医格局，将药品零差率制度逐步扩展到二、三级医院中去，从根本上遏制不合理的趋利行为。

  其次，卫生行政部门要加快制定和推行医疗机构的用药规范制度。一是要规范医务人员的用药行为和职业道德，促进合理用药。黄会长表示，现在一些医药代表工作做到了医生个人身上，如果医生开药时，总是想开哪种药会有更大利益，那么这很难做到合理用药。二是完善基本药物目录。目前，我国各地医保筹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各地会在本地区财政和医保承受得起的原则下，对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进行药品增补，此时应注意不盲目扩大基本药物目录。黄会长建议，有关部门在采购药品时，应区分不同剂型，注重采购价格低且有效的药品，一种剂型能解决疾病的就不再采购其他剂型。整个采购中，实行就低不就高原则，建议低廉有效的药品占整个采购药品的80%。三是加强监管，特别是对基本药物的使用和使用比例进行实质性的监管，压缩患者的自付比例额度，避免医生虽有基本药物但不使用的情况出现。目前，天津市在大医院住院的个人自付比例在逐年上升。因此，卫生有关部门还应重点监控医保目录以外药品的使用，减轻患者自付的负担。

  再次，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常用药、廉价药的短缺完全靠市场调节难以解决，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政策的指导。在药品集中采购招标实施中，若政府一味地限价，非常容易导致“有价无市”和“中标无货”的现象。例如一种廉价常用药上市后，如果没人引导老百姓用，这个药品其实就是没有市场的；另外，即使厂家中了标，但薄利并不能带来多销，亏损在所难免，无疑会导致厂家最终放弃生产这种药品。为此黄会长建议，完善药品的招标和定价政策，采取限高和保低相结合的定价原则。卫生有关部门对药价虚高来控制的同时，也对用量大、价格低的临床常用药实行价格保护和政策扶持，允许廉价药适当提价，使其有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提高生产企业、经销企业、使用单位的积极性。

  最后，黄会长还建议医疗、医药、医保等有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按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就常用药廉价药出台相应配套政策和扶植政策，确保市民能够正常的使用上这些药品。医药部门应把好药品质量关，优先批复常用药、廉价药。医保在制定医保药品目录时，也应优先选择廉价有效的药品。医疗部门应加强监管，如果药品的销售与医院和医生都无关联，那么合理用药便有望全面实施起来。（邓晶龙 周白石）